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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西南“小莫斯科”安陵集的烽火傳奇

    作者: 王貞勤 來源: 菏澤日報 發(fā)表時間: 2021-04-30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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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陵革命斗爭紀念碑碑名由楊得志將軍親自題寫                              記者  侯彥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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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陵革命斗爭紀念館內陳列的圖片再現(xiàn)了當年波瀾壯闊的斗爭史               記者  侯彥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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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陶戰(zhàn)役時劉鄧大軍六縱十七旅指揮部舊址      記者  侯彥昌 攝

    在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大凡被稱為“小莫斯科”的地方,一般都是一方的革命圣地。中國當時有多少這樣的“小莫斯科”,沒有人做過精確統(tǒng)計,筆者初步百度了一下,至少不下幾十個。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個“小莫斯科”的光環(huán)背后,都有著一部不朽的傳奇……

    初春的一天上午,筆者到自己所聯(lián)系的村——定陶區(qū)灣子張村迎接上級的一個檢查組。剛到村里,就被告知檢查組不來了,正尋思如何打發(fā)上午的時光,無意中聽到這樣一個消息:安陵集就緊傍灣子張村,兩村相距不過一、二公里。

    筆者心頭一陣躁動:安陵集,自己心中的紅色圣地,沒想到今天竟會相距咫尺!小時候就聽人說,安陵村有一個很著名的大古集,每逢農歷四、九,方圓幾十里的人常去那兒趕集。長大后特別是迷上紅色文化后,安陵集更是如雷貫耳,知道該村早在抗戰(zhàn)初期就曾被譽為魯西南的“小莫斯科”,筆者采寫的紅色紀實文學作品中更是不止一次提到過她。如《鄧小平在定陶戰(zhàn)役后召開不握手會議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寫的是1946年9月10日上午,劉伯承、鄧小平在定陶戰(zhàn)役結束之后,召集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縱隊以上干部,在安陵集召開討論總結定陶戰(zhàn)役作戰(zhàn)經驗和紀律整頓的會議,史稱安陵集會議,也就是那個著名的“不握手會議”,其開會地點就在安陵集??梢赃@么說,筆者在睡夢中不止一次到過這個紅色之莊,然而夢想之光一直無緣照進現(xiàn)實。

    今天有了這么一個機會,筆者自然不肯放過,簡單安排一下后,遂同三兩朋友一塊走馬安陵集。

    西去不遠,就到了安陵集,乍一看,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村落。初春柔和溫暖的陽光撒在一排排具有魯西南特色的農舍之上,這是一個隸屬于牡丹區(qū)大黃集鎮(zhèn)的人口大村,有3000多口人,位于牡丹區(qū)、定陶區(qū)和曹縣的交界地帶,并且距離三縣區(qū)的行政中心均至少25公里以上,可謂山高皇帝遠的“三管三不管”地帶,這也是該村能夠成為著名紅色之村的地利因素。

    立在村頭的村碑像是一名忠于職守的衛(wèi)兵,更像是一名勤快的解說員,向南來北往的行人介紹著該村村名的來歷:安陵集建于先秦,有安氏立村,居于高丘之上,名安陵(另說因秦相魏冉采邑定陶,死后葬于該村東南約3里處,稱安陵墓,又稱安陵堌堆,故該村“世稱之安平陵”,簡稱“安陵”)。

    進了村子,筆者一行在村干部馬主任的引導下,直奔建在村中央的安陵革命斗爭紀念館。

    紀念館的院落不大,高約六米的“安陵革命斗爭紀念碑”坐南朝北,正對著紀念館大門,碑上篆刻著楊得志將軍1990年2月題寫的碑名及落款簽名。楊得志抗戰(zhàn)時期在魯西南戰(zhàn)斗生活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1939年秋,時任八路軍冀魯豫支隊司令員的他,還將司令部長設安陵集西門里的韓家大樓,可以說是安陵集革命斗爭的親歷者和見證人。老將軍暮年能夠親自為此碑題寫碑名,足見安陵集在他心頭烙下的印記之深。

    這時,筆者心頭忽生一個疑問,問馬主任:“咱們村到底是叫安陵還是安陵集?”他回答說:“正確的叫法是安陵,不過因為村里有個古集,大家都叫安陵集,幾百年來都這么叫,早習慣了?!?/p>

    接下來,瞻仰過院內刻寫著眾多烈士英名的碑石等紀念物后,筆者一行進入紀念館大廳一樓。這是一個兩層建筑物,紀念物主要擺放在一樓。在這里,陳列著許多散發(fā)著鄉(xiāng)土氣息的革命文物,有舊軍大衣,有在當年戰(zhàn)斗中使用過的步槍、鳥槍、手榴彈、地雷、軍號,有當年支前用過的小推車,有來往信件,還有老革命的合影照片,等等,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大廳四周的墻壁上,掛了不少相關歷史介紹的文字展板,文字和文物互為補充,交相映輝,可謂相得益彰。

    據馬主任介紹,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和鄉(xiāng)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該村從2019年4月開始實施還原“革命路”和擴建“安陵革命斗爭紀念館”工程。館內陳設和有關歷史資料征集工作得到該村和周圍群眾的積極響應,群眾自愿捐贈文物760件。如今,該紀念館已成為一個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鄉(xiāng)村游于一體的紅色文化場所。

    通過走訪歷史見證人和閱讀有關資料,筆者對安陵集的革命斗爭史終于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安陵集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早在清朝時,該村就組織過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村里至今還保留著當年起義軍首領開會時的遺址。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特別是日寇侵占魯西南后,安陵集人民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發(fā)起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9月,安陵集的抗日群眾在共產黨員程力夫等人的領導和組織下,成立了魯西南抗日救國總會,總部設在安陵集。這是魯西南第一個比較大的抗日救亡組織,該組織的成立,大大促進了魯西南地區(qū)抗日救亡運動的發(fā)展。

    自此,安陵集就像一簇燎原的星火,火種撒遍魯西南的角角落落,并迅速變成一團燒向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熊熊烈焰。這一帶的早期革命者,不少都在安陵集從事過革命斗爭;對革命充滿期待的青年,也自發(fā)到這兒尋找革命前途;外地來的革命隊伍,如楊得志等率領的八路軍等,因為這一帶群眾基礎好、革命熱情高,加上遠離敵人盤踞的縣城等中心集鎮(zhèn),也往往首先選擇駐扎于此。久而久之,人們便把這兒視為革命圣地,就如同“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人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莫斯科一樣,也親切地稱安陵集為魯西南的“小莫斯科”。

    1938年冬,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在團長彭明治(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中將軍銜)、政委吳法憲(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中將軍銜)、副團長梁興初(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帶領下,離開山西孝義,經山西長治、陵川及河南濮陽等地,12月到達魯西南,來到位于安陵集的魯西南抗日救國總會部,救國總會負責人程力夫、程廣學等組織學生打著小紅旗,端茶送飯熱烈歡迎,把他們分別送到群眾家中休息后,還協(xié)助八路軍封鎖消息,盤查過路行人,千方百計保護八路軍指戰(zhàn)員的安全。

    這支約幾百人的隊伍,都身穿破灰色軍裝,腳穿草鞋,一進村就幫助群眾掃街挑水,唱歌演戲,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他們大約在安陵住了十多天,然后向東南湖西方向開拔。

    部隊臨行前,還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因團司務長王恩路在安陵集附近的張集村給群眾要小雞招待傷員,違反了八路軍的紀律,敗壞了八路軍的形象,部隊首長為嚴明軍紀,在安陵集西頭的白玉奶奶廟門前召開群眾大會,當著數百名群眾的面,將王恩路槍決。這件事對安陵集的群眾觸動很大,自此,大家都認定八路軍真是一支不擾民還愛民的好隊伍,是天下窮苦人自己的子弟兵。村里當年親眼目睹此事的馬金時老人,后來每每說起這件事,仍對共產黨和八路軍贊不絕口。

    1939年,中共曹東縣委成立,駐地就在安陵集。1941年2月,以該村為中心建立了菏澤抗日縣政府,為菏澤市境內第一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1949年2月成立安陵縣,1949年8月又被撤銷,并入了菏澤縣。

    在整個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安陵集都是魯西南共產黨人和革命隊伍的重要根據地和活動中心之一,村內當時設有兵工廠、子弟小學、毛巾廠、卷煙廠、印刷廠和地下交通站等。漫步安陵集街頭,隨時都會觸摸到這些紅色痕跡。在馬主任的帶領下,我們先后拜謁了冀魯豫軍區(qū)第五軍分區(qū)抗屬子弟小學、中共黨的地下聯(lián)絡站、定陶戰(zhàn)役時劉鄧大軍六縱十七旅指揮部等幾處遺址。

    筆者又想起來另外一個問題,問馬主任:“很多史料都說劉伯承、鄧小平定陶戰(zhàn)役后在安陵集召開了一個很著名的會議,是在哪兒召開的?”他笑了,說:“是有這么一個會議,地點就是馬家祠堂?!闭f完,就將我們領到了那里。

    馬家祠堂不過是三間南屋,解放后曾原址原大小翻修過一次,筆者一行轉了一圈,發(fā)現(xiàn)同普通的家祠沒有什么兩樣。筆者嘟囔了一句,那么重要的人物,那么重要的會議,這兒怎么看不出一點印記呢?馬主任不好意思地說,那時候共產黨和部隊的干部經常開會,大家都司空見慣了,就沒有專門立碑紀念。不過他們要盡快把這一遺漏補上,要不過不了三兩代,后人們可能就沒人知道這一會議的開會地點了。

    說到安陵集村的英烈,馬主任說,這不能不同本村一個叫程力夫的老革命聯(lián)系起來,他不僅是村里的第一名共產黨員,還是村里眾多革命者的引路人。

    程力夫生于1914年,1931年當小學教員。1936年與共產黨員于子元取得聯(lián)系,開展革命活動,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先后參與創(chuàng)建過抗日互助會、聯(lián)莊會、冀魯豫邊區(qū)忠義抗日救國總團部等抗日組織。1938年9月,他以本村為依托,發(fā)起成立了魯西南抗日救國總會,并任副會長。

    其間,為大力培養(yǎng)干部、發(fā)展黨員,他還在本村辦起了青年救國訓練班,吸收本村和附近村的300多名青年參加,為革命培養(yǎng)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大部分后來都成為中共黨員。

    1939年后,程力夫先后任中共曹東縣委書記、中共魯西南地委秘書長、菏澤縣委書記等職,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堅持抗日斗爭,為創(chuàng)建鞏固和發(fā)展魯西南抗日根據地,奪取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程力夫曾任貴州省煤炭管理局局長等職,1993年因病去世。

    在程力夫等中國共產黨人的引領下,安陵集村一批批青壯年先后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和后來的解放軍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從這里奔向光榮和犧牲、奔向民族和國家的尊嚴。

    安陵集還有更多的進步群眾,他們投身革命后,雖然不能在部隊操槍殺敵,但在保衛(wèi)家鄉(xiāng)、傳送情報、擁軍支前和組織帶領家鄉(xiāng)民眾抗日和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等方面,一樣作出過重大貢獻和犧牲。筆者從懸掛在安陵革命斗爭紀念館一樓展廳墻壁上的展板文字中看到,一個安陵集村,先后以身殉國的烈士就達147人!

    筆者隨手抄錄幾個如下:

    寇清江:魯西南抗日救國總會領導人之一,中共安陵中心區(qū)委書記,1939年冬犧牲。

    馬本善:1938年春入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安陵集黨支部書記,解放戰(zhàn)爭時期曾任考城縣七區(qū)區(qū)長,1948年犧牲。

    王金鎖:1937年12月入黨,魯西南農民互助會、抗日救國會參加者,曾任安陵聯(lián)合村村長、更生區(qū)聯(lián)防隊長,1947年農歷十月十三日在安陵楊家墳戰(zhàn)斗中犧牲。

    楊二文:八路軍冀魯豫軍區(qū)五分區(qū)十九團二營機槍班戰(zhàn)士,1944年隨楊得志北上,后在保衛(wèi)延安戰(zhàn)斗中犧牲。

    楊東良:八路軍冀魯豫支隊五大隊戰(zhàn)士,1939年在東明縣西王屯戰(zhàn)斗中犧牲。

    ……

    安陵集人擁有不怕犧牲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自然要被敵人視為“眼中釘”和“肉中刺”,他們想方設法對安陵集人進行殘害,妄圖撲滅這里的反抗火焰。紀念館墻上的展板上,記載下這樣兩起慘案:

    第一起是,日寇在1938年夏初侵占魯西南后,對這一帶的抗日活動進行殘酷鎮(zhèn)壓。安陵集一帶紅火的抗日活動引起日軍和漢奸的注意。1938年農歷六月,魯西南一帶大旱。這里群眾有個風俗習慣,就是一遇到旱天,就把各家各戶的神像抬出來,讓炎熱的太陽暴曬一下,目的是求雨。這天上午是個大晴天,大家還像往常一樣從家中往外搬神像,一時安陵集大街上都擺滿了神像。突然,一隊日本鬼子騎兵進了西寨門,先后燒掉房子幾十間,殘殺了楊芳、馬順京、韓文儉等村民十多人。隨后,一些漢奸就趕來大肆威脅說,安陵集人今后如果再對大日本皇軍不利,這就是下場。

    另一起是,1946年9月定陶戰(zhàn)役之后,我劉鄧大軍主力部隊轉移到外線作戰(zhàn)。國民黨反動派的新五軍、六十八軍趁機盤踞在魯西南地區(qū),并對魯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安陵集等堡壘村莊進行多次清剿,一些地主、還鄉(xiāng)團也到處殺人放火。1948年春,國民黨反動派在安陵集一帶,先后抓捕我革命機關干部、農會會員及干部家屬共45人(其中有安陵集11人)。1948年農歷三月初八深夜,被關押的革命同志中有17人被敵人集體活埋。三月初九一大早,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安陵集包圍起來,把尚未被殺害的28名同志,捆綁在安陵集玉皇廟三角大坑邊的一排大樹上,一些還鄉(xiāng)團、惡霸地主手持木棍挨家挨戶搜查,把村里的老百姓全部趕到玉皇廟三角大坑前,當著他們的面,把這28人用鍘刀全部鍘死。

    敵人的血腥鎮(zhèn)壓,永遠嚇不倒英勇的安陵集人民,他們擦干眼淚,踏著鄉(xiāng)親和烈士們的鮮血,繼續(xù)前赴后繼,奮勇向前,并最終迎來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安陵集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繼續(xù)發(fā)揚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愛黨愛國精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近年來先后榮獲“先進黨支部”“文明村莊”“模范小康村”等各級榮譽稱號30余項次。村里廣大適齡青年依然保持參軍報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每年征兵期間都積極報名應征,參軍人口比率始終走在菏澤市的前列。              王貞勤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為菏澤市有關黨史資料和安陵集有關村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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